校訓體現了一所學校的辦學傳統、精神風貌,是學校文化傳統和辦學理念的沉澱。通過一個學校的校訓,可以直接觸摸到該校最核心的靈魂和特質。19SD記憶卡97年北京師範大學為迎接建校95周年,廣泛徵集校訓,作為學校培育人才的指導思想和人才培養的奮鬥目標。師生踴躍提出方案,最後經學校討論,選定了啟功先生提出的“學為人師,行為世範”八個字。
  中國師範教育制度的建立與教育救國的思潮是緊密聯繫的。師範學校被認為是培養國民的思想、知識和能力的源泉。一百多年前,中華燒烤民族面臨內憂外患。志士仁人大聲疾呼變法圖強,強調維新之本在人才,人才之本在教育,教育之本在教師。梁啟超在《論師範》中指出:“故欲革舊習,興智學,必以立師範學堂為第一要義。”正是在“辦理學堂,首重師範”的理念下,北京師範大學的前身——京師大學堂師範館於1902年應運而生,開中國現代高等師範教育之先河。
  1912年,著名教育家陳寶泉出任校長。陳寶泉很重視對學生德智體美勞的全面教育,他認為,今天師範學校的受教育者就是明天社會上的教育者,他們的品德、學識、隨身碟行為等都將影響青少年,他們應該成為學生的表率。他常對學生說:“你們將來出去做教師,要曉得做教師是不容易的,一舉一動都要為人師表!”當時學校門口掛著一面大鏡子,上寫“整容貌”三個大字,學生進出校門均須穿著校服,佩戴校徽,整理儀容,他們儒雅的舉止,謙恭的儀態在社會上極負盛譽。
  範源廉先生任校長期間,十分重視為師之道,提倡外接式硬碟人格教育,強調師範生的學識與品德修養。在他親自撰寫的校歌里寫道:“往者文化世所榮,將來事業更無窮,開來繼往師道貫其中,師道師道誰與立,責無旁貸在藐躬。”老校長李蒸也曾說過,師大對國家的貢獻不是煊赫的,而是潛伏的永久的,“為國家樹人大計培植下優良種子”。
  北京師範大學112年的發展始終是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。抗日戰爭時期,在討論師範教育的出路時,人們提出:“惟收復失地,化療副作用復興民族,才是我們師範教育的出路,惟有動員民眾,抗戰到底,才是我們師範教育的任務。”“我們師範生應以所特具的吃苦、耐勞、沉毅、果斷,創造以教育為終身職業的硬幹精神,發揚光大起來,更飛躍的進展到中國領土之每一個偏僻的角落,而激發起全國父老兄弟姊妹們的愛國情緒和急切的抗戰工作”。
  在近現代中國,由於師範教育的基礎地位和承擔的使命重大,師範院校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是非常鮮明的。可以說, “學為人師,行為世範”早已成為北師大人的文化基因與精神坐標,深深融入北京師範大學的人文血脈之中。教師要“為師”“為範”,必先使自己成為學識廣博深厚、“智如源泉”的“大知”者。為師者不僅要“學高”,更要“身正德高”。崇高德行的養成要靠學問修養,高潔的品行又為“學”提供保障。“學為人師”與“行為世範”二者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,突出強調了個人與社會的統一,理想與實踐的統一,知與行的統一。
  正如啟功先生所說:“校訓沒有任何人執行考試、考察、判分、評選,實踐校訓關鍵在於師生的自覺性。所學能否真正成為師表,並不是‘職稱’、‘級別’所能衡量或代表;所行能否真正成為模範,也不待旁人選舉出來,而是要隨時捫心自問,有沒有可慚愧的思想行動。”  (原標題:學為人師 行為世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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